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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
中衛紀委監委網站  www.00-20.com  發表時間: 2019-05-28     

  把握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規律,是指必須注意主流傾向掩蓋著的非主流傾向,才能正確認識客觀情勢。在改革開放40年中,這一規律的內涵和深度有了極大的發展,成為一條重要經驗。

  縱觀改革開放40年歷程,既有“黑天鵝”光顧,也有“灰犀牛”陪伴,我們何以能夠化險為夷,一直前進?把握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規律,是一條重要經驗。這一規律是當年毛主席、周總理提出來的,意思是,必須注意主流傾向掩蓋著的非主流傾向,才能正確認識客觀情勢。

  “傾向掩蓋”的哲學原理 

  用《矛盾論》觀點分析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規律,可以得出如下認識。

  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是事物發展外化表現。事物矛盾的兩個方面是不平衡的。矛盾主導方面外化為主流傾向,它的存在和作用是突出顯現的,容易被人們所認知。矛盾非主導方面外化為非主流傾向,在一定時期內,它的存在和作用往往顯現得不充分,常常是被掩蓋著的,容易被人們所忽略。這就形成了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。

  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是事物變化內在進程。事物質變是矛盾兩方面的地位轉化,其外化表現即為主流傾向和非主流傾向的地位轉化,轉化是量變引起質變。在量變過程中,非主導面、非主流傾向,往往是被掩蓋著的。老子說,“禍兮福之所倚,福兮禍之所伏”。一個“倚”,一個“伏”,都有被“掩蓋”的意思。

  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的具體表現都有特殊性。不同矛盾,矛盾兩個方面的關系不同,這就決定了“傾向掩蓋”的多樣性和復雜性。市場經濟周期,復蘇—發展—繁榮—蕭條—危機,需求增長掩蓋著供給過剩,是縱向掩蓋。成功掩蓋著失敗因素,強者掩蓋著自己弱項,是正反掩蓋。“短缺經濟”,數量問題往往掩蓋著質量問題,是側面掩蓋。實際生活中,更是多種掩蓋方式糾葛在一起。所以,必須充分估計識別掩蓋的困難。

  把握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必須強化主體意識。行為主體認識傾向必須尊重客觀性。某種傾向,對行為主體可能是有利的,期望的,也可能是不利的、非期望的。不能以自己的好惡利害為標準,夸大虛構自己喜歡的傾向,忽視回避對自己不利的傾向。情勢誤判會加大風險,行為主體應對傾向必須強調策略性。必須綜合考慮,用恰當的策略,應對不同的傾向。抗日戰爭初期,敵強我弱是主流傾向,但毛澤東同時看到了被掩蓋的我方由弱變強的傾向,做出了“持久戰”的戰略決策。

  “傾向掩蓋”的實踐運用 

  注意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,既是認識客觀情勢的重要方法,也是審視決策的重要方法。根據情勢做出決策,這是從客觀到主觀;貫徹決策會有效果,這是從主觀到客觀。在這個循環中,無論是分析客觀情勢,還是分析決策效果,都需要運用“傾向掩蓋”思維,才能保證形成良好的“決策機制”和“糾錯機制”。

  改革開放初期,農村“包產到戶”,國企“放權讓利”,個體放手發展,宏觀效應很好,各種統計數字都是報喜的,理應得到一片歡呼。但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,牢騷、不滿也膨脹起來了。不是改革錯了,不是多數人不歡迎改革,而是宏觀效應掩蓋著微觀效應,每個利益主體都從自身出發做出評價。1987年“價格闖關”,中央還沒有做出決定,全國就掀起了搶購風,“價格雙軌制”又誘發了“官倒”現象,引起群眾不滿。被掩蓋的副作用比正作用來得還快。針對這種情況,中央及時提出“改革、發展、穩定”六字方針,其中的“穩定”主要針對性就是被掩蓋的傾向。

  住房改革也說明了這個問題。應該肯定,1998年推行的住房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績,推動了經濟發展,更為眾多居民謀了福利。但有兩個被掩蓋的傾向,開始沒有引起足夠注意。一個是城鎮化中“人業關系”掩蓋著“人房關系”。注意了進城人口就業,沒有預計到城市人口增長會導致住房緊張。一個是住房商品性掩蓋了住房是基本需求。商品可以通過市場得到滿足,基本必需則要靠公共服務保證。剛性需求、改善需求、投資需求集中沖擊市場,迅速推高了房價。后來圍繞房地產出臺的一系列政策,大都可以看成是對被掩蓋方面的重新認識和為此采取的補救。事物具有多重性,只看到一種屬性,忽略了被掩蓋的其他屬性,決策就會發生疏漏。

  行動中的唯物辯證法 

  傾向變化和傾向掩蓋,有時會使客觀情勢變得復雜,變得風云詭譎,趨勢不明,吉兇難卜,眾說紛紜。面對這種情況,最忌諱的是犯形而上學的錯誤。形而上學表面地、孤立地、直線地、絕對地看問題,因而抓不住問題的實質,看不清主流和支流的關系,把潛在風險搞成現實風險。

  克服形而上學,不僅要從理論上搞清楚,更重要的是用唯物辯證法指導自己的實踐。注意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,就是唯物辯證法的實際運用。注重研究客觀情勢和效果的傾向,就是唯物;同時研究各種傾向之間的關系,就是辯證。它是行動中的唯物辯證法。

  即使是一些看似辯證的說法,如“矯枉過正”“相反相成”“嚴寬相濟”“有張有弛”“一律不一律”等等,都要靠對情勢和效果的恰切分析,才能正確運用。毛澤東在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中,針對一些人用過激行動攻擊農民運動“糟得很”的言論,指出“矯枉必須過正”,用“好得很”為運動主流辯護。但在1947年,北方地區土地改革運動中,要求每村必須打死一個地富,造成還鄉團的報復,他則批評這種做法“形左而實右”,要求加以糾正。

  在大國執政的大黨,做到唯物辯證,注意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是必不可少的。從中央到基層,政策從上而下貫徹時,容易變形;信息從下而上反映時,容易失真。形而上學藏身于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之中,很容易形成“刮風”,造成“風災”。歷史有過這類教訓。

  總之,毛澤東提出的注意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,在改革開放40年中,其內涵和深度有了極大的發展,成為一條重要的基本經驗。當前,國內外各種傾向錯綜復雜,互相碰撞彼此掩蓋不斷變幻,掌握和運用好這條基本經驗,對于認識客觀情勢,審視自己決策,排除外部干擾,做好內部建設,包括黨的建設,都具有重要意義。毛澤東當年根據注意“一種傾向掩蓋一種傾向”的要求,提出建立“既有集中又有民主,既有紀律又有自由,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”。改革開放以來,這方面已經有了巨大進步,今后,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,要繼續發揮我們的優勢,特別是政治優勢,繼往開來,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奮勇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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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】: 艾豐
【稿件來源】: 學習時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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